2016年是香港建築師學會的60週年,作為慶祝活動之一,學會的口述歷史小組邀請了29位資深建築師以口述歷史的形式來記錄的建築生涯並輯錄成《筆生建築》一書。

 

筆者今次有幸參與《筆生建築》一書的籌組工作並撰寫當中五篇文章。經歷了數次訪問之後,我有一個奇怪地的感覺,當這些前輩談論他們曾參與的建築時,不單眉飛色舞,而且還能清楚描述項目中的細節和當中的苦與樂。

 

例如:梁伯麟先生描述當年在67暴動的陰霾下,政局頗為混亂,港英政府對親中的機構都頗為忌憚,所以國內的劇團都難以在港找到表演場地,因此親中的僑光置業便決定把僑輝大廈部份面積改成劇院來讓國內劇團能在香港找到合適的表演場地。不過,後來由於劇場使用率低,所以才分拆高低座,並把高座改作戲院,低座則變為戲院與劇院合用的劇場。

 

雖然事隔47年,梁生還可以清楚記得在恐共的情況下,如何抱著戰戰兢兢的心情來為親中機構設計「新光戲院」。

 

再者,我亦有機會訪問何承天先生並談及他當年如何在置富達至保育與發展並存的雙贏局面。當年置地公司購入伯大利這塊土地之後,原計劃拆卸修院並一併發展附近一帶的土地,但是由於土地狹窄而且有很多斜坡,因此發展成本巨大。所以,何生便建議置地公司(與牛奶公司屬同一集團的公司)向政府提出原區換地的要求,牛奶公司原意向政府交還薄扶林一帶不少零碎的牧地、廠房和伯大尼修院,以換取政府一塊完整的土地來統一發展,並成為現在的置富花園。

 

這項目不單處南區首個大型的屋苑—置富花園,亦開創了半郊區(sub-urban site)的發展模式, 而最重要是能夠保留了伯大利這座歷史建築,並曾租給香港大學,現正讓香港演藝學院使用。

 

雖然大部份人仕都認知中銀大廈的建築師是貝聿銘先生,不過這項目的無名英雄是龔書楷先生。他在沒有電郵、沒有視象會議的情況下,如何克服美國與香港之間的文化差異和兩地的法規問題。另外,由於貝聿銘先生在北京的首個項目—香山飯店曾有過不愉快的經歷,所以貝生都對中銀這項目都有相當的忌憚。不過,由於龔生曾與貝生合作過,所以本著對龔生的信心,貝生才欣然接受這個項目,否則香港便沒有中銀大廈這種劃時代的設計。

 

另外,有一個故事是不得不提,港督衛奕信曾懷疑中銀大廈的風水設計,而邀請貝聿銘飯聚並詢問貝生是否按共產黨的要求而把大廈設計成刀一樣,並斬向港督府。貝生當然沒有這個政治目的,刀型的結構只是結構和外型上的考慮。為了釋除港督的疑慮,龔生需要替貝聿銘先生把當年的設計文本寄一份給港督,事件才能平息。

 

 

《筆生建築》一書的名詞自然具有雙重的意義,因為早年的建築師是只用筆畫圖則,而不會用電腦,所以用「筆生」。另外,這些前輩大部份已經退休,因此希望包含了「畢生」的意義。就如以上三個例子,如非這些前輩清楚記起當年的細節的話,這些珍貴的香港建築史就可能會隨著他們的離去而長埋黃土。這些香港第一代的「建築人」畢生都為這一個專業奮鬥,早已把建築物的一切深深地刻入他們的「血肉」之中,所以儘管事隔多年仍能活形活現地展示出當年設計的精要。

 

《筆生建築》一書除了是建築師學會60週年的活動之外,還成為了香港建築史文獻的一部份。因為香港各大專院校雖然都有提供不同的學位或非學位的建築課程,但是都只會教國際建築史,而不會教香港建築史,現實地香港亦甚少有人會整理香港建築史。

 

經歷了《筆生建築》這一個項目,希望香港人可以對本地建築有一個更正面的看法,並希望年輕的建築師可以繼續整理本地的建築史,讓下一代的建築系學生可以正規地學習香港建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