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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點招聘」與「公開招標」(信報—建築思話專欄 3月5日)

 

在幾個月裡,香港社會一直爭論著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安排,為何「無諮詢」、「無通過比賽而直接招聘顧問」? 資深建築師嚴迅奇更成為買矢之的,連日內受盡各方的指責,事件已去到這階段到底如何了解呢?

(在詳細討論前,筆者先自我申報,本人從不認識嚴迅奇先生,亦從未有過任何的交談,過往10年的工作都與嚴生的事務所沒有任何的關連,所以本人對嚴生是毫無感情。)

本人現職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因此招聘顧問是我必然的工作,無論是單一議價,還是「公開競價」都是經常採用的方法。對私人公司來說,「單一議價」的情況多數是管理層已經心儀個別顧問的設計,所以無需另邀其他顧問報價,所以只進行「單一議價」。「公開招標」主要是一些常見的工作,大部份名冊內的顧問都有能力勝任工作,所以才「公開招標」,因此很多時都以「價低者得」的方式來中標。

因為私人公司的行政靈活度較高,所以項目經理有權挑選那一個方式來招聘,不過西九管理局作為一個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機構,再加上西九的傳統多數是通過「公開招標」來招聘顧問,因此大家都質疑管理局是否有違反程序公義呢?儘管林鄭月娥司長多番解話,但都未能平息公憤。

請問「欽點招聘」就一定是錯嗎?,「公開招標」便一定是好嗎?

無疑「公開招標」是多了一份競爭性,程序上是明顯地是較為公平,亦避免個別管理層因對個別顧問的偏好/偏見而影響了公司的判斷。再者,公開招標不單給予管理局多一些方案來選擇,亦讓整個行業都有一個爭取項目的機會,亦給予了年輕人揚名立萬的機會,並同時能吸引國際大師來港顯技。

「公開招標」雖然確實能為業主提供不同的創意方案,很多國際級的大師如Norman Foster、Zaha Hadid都是因為參與了香港的設計比賽而打出名堂,繼而飛昇國際。

不過有一點不得不提,Norman Foster 的成名作—香港HSBC總行,這大樓當年的預算是21億,這已經是80年代一般商廈的三倍造價,但落成後的造價是52億,工期𨒂誤了接近一年。另外,2020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比賽原先是由Zaha Hadid勝出,但該方案的造價達3000億日元,最後要另聘顧問來製作出一個1500億日元的方案。

以上的例子便說明「公開招標」的盲點,若想在國際級設計比賽中勝出,設計方案自然要「標奇立異」才能殺出重圍,設計階段多數都不會考慮方案的可建性(Constructability)和業主的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在現有的常規,除非是政府的Design & Build Contract需要包含設計和商業部份的評分,否則評判們多數是根據方案的可觀性、實用性和對周遭環境的影響等因素來挑選最合適的方案。

另外,設計比賽多數都未必能審核設計團隊的執行力、管理能力與前線工程人員的經驗。以筆者的經驗來說,儘管該顧問公司在報標文件中列明曾負責鄰同項目的經驗,但是個別團隊的執行能力往往是「言過其實」、甚至可以說是「招搖撞騙」。

若以故宮這種特殊項目來說,管理局因為只得到賽馬會35億的捐助,額外的款項就需要由管理局自行負擔,而且管理局亦按理在管理上和執行上是已經向故宮作出了一些的承諾,否則又怎能達成一個長遠的合作方案。換句話說,項目費用與時間上的預算在理論上可以說是已經封頂,因為管理局很難再在立法會為故宮博物館申請額外撥款。

另外,通過設計比賽找來的顧問可能創意無限但毫無實戰經驗(Norman Foster當年勝出HSBC設計比賽時,便是一個未曾興建摩天大廈的建築師,亦沒有香港工作的經驗),並且可能未曾合作與管理局合作過勝出的顧問能否有足夠的能力和經驗來確保項目不會超支與𨒂期呢?

未知之數實在太多。

雖然香港的大型建築很多時都是由外國的大師設計,本地建築負責管理和執行,這樣便同時組成一隊兼備設計與管理能力的團隊,但是兩者在溝通上所引起的問題是絕對不容忽視,在過往的經驗中,溝通上所產生的負能量是絕對足以摧毀整個項目。

綜觀上述的觀點,「欽點招聘」雖然不夠公開、公平,但是若綜合設計能力、管理能力、香港工程的經驗、博物館的設計經驗等各因素來考慮,嚴迅奇先生又是一個好的選擇呢?

各位讀者請自行判斷!

 

 




故宮應否在西九呢? (信報—建築思話專欄 2月25日)

 

近日關於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討論都只限於程序公義的問題, 看來故宮博物館總是需要在戰亂中成立的。

1911年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清室簽定《清室優待條件》,而溥儀則住在紫禁城內,外庭則作古物陳列所。不過,溥儀借助溥傑和舊臣不斷偷運宮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總數約1300多件。為免宮中珍品不斷地流失,中華民國政府便在1924年驅逐溥儀出宮並在翌年成立故宮博物院,但隨著918事變,中華民國政府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將近13000箱的珍品運至南京。和平後,約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餘的送回北京,不過當中的5000多箱則在國共內戰時已運至台北,並成為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無論是北京、台北的故宮博物館都是在戰亂中成立,現在香港的故宮博物館同樣都是在紛爭中成立出來,但是除了程序公義之外,甚少人討論香港是否需要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呢?

筆者一直以來都認為博物館與圖書館不同,圖書館是「貴多不貴精」,因為圖書館作為傳承知識的地方,就需廣納不同類型的書本,讓普羅的受眾得到更廣泛的知識,因此未必需要一個特定的主題。博物館則反而是「貴精不貴多」,因為每件的展品需要經過適當的展示才能夠表現出展品的要點,由於展覽空間有限,每個博物館需要刻意挑選過展品並需要有特定的主題才能吸引個別的群組來參觀。例如:香港太空館、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電影資料館、香港茶具博物館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題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圖書館則無需主題,只要藏量足夠便可。

綜觀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館都是有一些鎮館之寶來作招來,例如大英博物館的「Rosetta Stone」、羅浮宮的「蒙羅麗莎的微笑」,北京故宮博物館的「清明上河圖」或台北故宮博物館的「翠玉白菜」等,而米蘭的恩寵聖母教(Santa Maria delle Grazie)雖然細少,但全因藏有達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來每年數以萬計的遊客。旅客們會因為這些珍品慕名而來參觀這些博物館,因此展品不單是一個博物館成敗的關鍵,更是博物館設計的核心,所以筆者一直對M+博物館的需要成疑,因為一個綜合性的博物館而且又沒有任何鎮館之寶的前題下,如何能吸引觀眾呢?

另外,有些博物館就算在沒有珍品的情況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宮博物館就是一個例子,故宮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會幕名而來參觀,而香港海防博物館亦是一個例子因為建築物本身已經是一個歷史的見證。因此,我一直認為需要將灣仔峽的警察博物館移至舊中區警署(大館),由於建築物本身與展品有直接的關系,這樣才能發生a共鳴的效應。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沒有珍品和珍貴建築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況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該處雖然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展品,但沒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遊的展品,而建築雖有過百年歷史,但亦不算是極具代表性的建築,相反柏林圍牆則更具代表性。不過,這小島上設有5座博物館個別而言雖然不算相當吸引,但是綜合起來則變成頗為特別,因為世界上絕少有一個小島上同時有5座具過百年歷史的博物館,因此此處成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其實筆者認為西九文化區一直都應該是借鏡博物館島(Museum Island),因為世界上除倫敦westend、紐約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個綜合性的文化藝術區會統一發展在同一個小區之一,所以西九發展局應該善用這個優勢來發展。

若從歷史角度來看,故宮分館其實不一定需要設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為適合,因為在二戰時部份珍品曾經遷至這些地方,所以這些地方在歷史上與故宮的淵源甚廣。香港分館的出現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個文化發展區,便隨之而來的合作計劃。香港雖然在歷史上與故宮沒有什麼關連,但是由於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夠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應該可以相當成功,亦可能是整個西九文化區內最成功的一個館。

筆者認為將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在西九文化區的盡頭,理應可帶動人流去西九,希望這個星級工程可以帶旺整個文化區,讓文化區永續下去。

 

 

許允恆建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