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钦点招聘」与「公开招标」(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3月5日)

 

在几个月里,香港社会一直争论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安排,为何「无咨询」、「无通过比赛而直接招聘顾问」? 资深建筑师严迅奇更成为买矢之的,连日内受尽各方的指责,事件已去到这阶段到底如何了解呢?
(在详细讨论前,笔者先自我申报,本人从不认识严迅奇先生,亦从未有过任何的交谈,过往10年的工作都与严生的事务所没有任何的关连,所以本人对严生是毫无感情。)
本人现职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因此招聘顾问是我必然的工作,无论是单一议价,还是「公开竞价」都是经常采用的方法。对私人公司来说,「单一议价」的情况多数是管理层已经心仪个别顾问的设计,所以无需另邀其他顾问报价,所以只进行「单一议价」。 「公开招标」主要是一些常见的工作,大部份名册内的顾问都有能力胜任工作,所以才「公开招标」,因此很多时都以「价低者得」的方式来中标。
因为私人公司的行政灵活度较高,所以项目经理有权挑选那一个方式来招聘,不过西九管理局作为一个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机构,再加上西九的传统多数是通过「公开招标」来招聘顾问,因此大家都质疑管理局是否有违反程序公义呢?尽管林郑月娥司长多番解话,但都未能平息公愤。
请问「钦点招聘」就一定是错吗?,「公开招标」便一定是好吗?
无疑「公开招标」是多了一份竞争性,程序上是明显地是较为公平,亦避免个别管理层因对个别顾问的偏好/偏见而影响了公司的判断。再者,公开招标不单给予管理局多一些方案来选择,亦让整个行业都有一个争取项目的机会,亦给予了年轻人扬名立万的机会,并同时能吸引国际大师来港显技。
「公开招标」虽然确实能为业主提供不同的创意方案,很多国际级的大师如Norman Foster、Zaha Hadid都是因为参与了香港的设计比赛而打出名堂,继而飞升国际。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Norman Foster 的成名作—香港HSBC总行,这大楼当年的预算是21亿,这已经是80年代一般商厦的三倍造价,但落成后的造价是52亿,工期𨒂误了接近一年。另外,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设计比赛原先是由Zaha Hadid胜出,但该方案的造价达3000亿日元,最后要另聘顾问来制作出一个1500亿日元的方案。
以上的例子便说明「公开招标」的盲点,若想在国际级设计比赛中胜出,设计方案自然要「标奇立异」才能杀出重围,设计阶段多数都不会考虑方案的可建性( Constructability)和业主的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在现有的常规,除非是政府的Design & Build Contract需要包含设计和商业部份的评分,否则评判们多数是根据方案的可观性、实用性和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来挑选最合适的方案。
另外,设计比赛多数都未必能审核设计团队的执行力、管理能力与前线工程人员的经验。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尽管该顾问公司在报标文件中列明曾负责邻同项目的经验,但是个别团队的执行能力往往是「言过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招摇撞骗」。
若以故宫这种特殊项目来说,管理局因为只得到赛马会35亿的捐助,额外的款项就需要由管理局自行负担,而且管理局亦按理在管理上和执行上是已经向故宫作出了一些的承诺,否则又怎能达成一个长远的合作方案。换句话说,项目费用与时间上的预算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经封顶,因为管理局很难再在立法会为故宫博物馆申请额外拨款。
另外,通过设计比赛找来的顾问可能创意无限但毫无实战经验(Norman Foster当年胜出HSBC设计比赛时,便是一个未曾兴建摩天大厦的建筑师,亦没有香港工作的经验),并且可能未曾合作与管理局合作过胜出的顾问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确保项目不会超支与𨒂期呢?
未知之数实在太多。
虽然香港的大型建筑很多时都是由外国的大师设计,本地建筑负责管理和执行,这样便同时组成一队兼备设计与管理能力的团队,但是两者在沟通上所引起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在过往的经验中,沟通上所产生的负能量是绝对足以摧毁整个项目。
综观上述的观点,「钦点招聘」虽然不够公开、公平,但是若综合设计能力、管理能力、香港工程的经验、博物馆的设计经验等各因素来考虑,严迅奇先生又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各位读者请自行判断!




故宫应否在西九呢? (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2月25日)

 

近日关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讨论都只限于程序公义的问题, 看来故宫博物馆总是需要在战乱中成立的。

1911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清室签定《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则住在紫禁城内,外庭则作古物陈列所。不过,溥仪借助溥杰和旧臣不断偷运宫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总数约1300多件。为免宫中珍品不断地流失,中华民国政府便在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并在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但随着918事变,中华民国政府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将近13000箱的珍品运至南京。和平后,约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余的送回北京,不过当中的5000多箱则在国共内战时已运至台北,并成为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无论是北京、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是在战乱中成立,现在香港的故宫博物馆同样都是在纷争中成立出来,但是除了程序公义之外,甚少人讨论香港是否需要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呢?

笔者一直以来都认为博物馆与图书馆不同,图书馆是「贵多不贵精」,因为图书馆作为传承知识的地方,就需广纳不同类型的书本,让普罗的受众得到更广泛的知识,因此未必需要一个特定的主题。博物馆则反而是「贵精不贵多」,因为每件的展品需要经过适当的展示才能够表现出展品的要点,由于展览空间有限,每个博物馆需要刻意挑选过展品并需要有特定的主题才能吸引个别的群组来参观。例如:香港太空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茶具博物馆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题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图书馆则无需主题,只要藏量足够便可。

综观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馆都是有一些镇馆之宝来作招来,例如大英博物馆的「Rosetta Stone」、罗浮宫的「蒙罗丽莎的微笑」,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或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翠玉白菜」等,而米兰的恩宠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虽然细少,但全因藏有达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来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旅客们会因为这些珍品慕名而来参观这些博物馆,因此展品不单是一个博物馆成败的关键,更是博物馆设计的核心,所以笔者一直对M+博物馆的需要成疑,因为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而且又没有任何镇馆之宝的前题下,如何能吸引观众呢?

另外,有些博物馆就算在没有珍品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宫博物馆就是一个例子,故宫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会幕名而来参观,而香港海防博物馆亦是一个例子因为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此,我一直认为需要将湾仔峡的警察博物馆移至旧中区警署(大馆),由于建筑物本身与展品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才能发生a共鸣的效应。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珍品和珍贵建筑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况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该处虽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展品,但没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游的展品,而建筑虽有过百年历史,但亦不算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相反柏林围墙则更具代表性。不过,这小岛上设有5座博物馆个别而言虽然不算相当吸引,但是综合起来则变成颇为特别,因为世界上绝少有一个小岛上同时有5座具过百年历史的博物馆,因此此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其实笔者认为西九文化区一直都应该是借镜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因为世界上除伦敦westend、纽约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区会统一发展在同一个小区之一,所以西九发展局应该善用这个优势来发展。

若从历史角度来看,故宫分馆其实不一定需要设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为适合,因为在二战时部份珍品曾经迁至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与故宫的渊源甚广。香港分馆的出现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个文化发展区,便随之而来的合作计划。香港虽然在历史上与故宫没有什么关连,但是由于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够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该可以相当成功,亦可能是整个西九文化区内最成功的一个馆。

笔者认为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在西九文化区的尽头,理应可带动人流去西九,希望这个星级工程可以带旺整个文化区,让文化区永续下去。

许允恒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