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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 —《信报》建筑思话专栏(8月12日)

在过往的20年,香港建筑界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让外国的建筑师负责设计,而香港的建筑师负责管理,如香港机场、邮轮码头、会展新翼、理工大学创新科技楼等。

这样的情况多数出现在一些大型项目,因为客户希望找来一国际级的大师或专家来为这些特殊项目提供一些比较特别或专门的设计,但由于这些外国建筑师是没有香港相关的执照和管理香港项目的经验,因此便需要配合香港本地的建筑师来进行入则和地盘管理等工作。事实上无论设计与管理都对项目的成败非常重要,所以是互不分离的工作。

香港出现这样的局面,根本上是各家有求、各取所需的。

作为发展商希望借助国际级建筑师的名气来增加项目的叫座力,但同时需要一个熟悉本地程序并且能够整合整个设计的「地头虫」,所以才需要动用额外设计费来招聘两个建筑师。

作为海外建筑师,自然希望能扩大自己的客户网和海外市场,所以当然全力争取这些项目,但他们又因语言的障碍,所以不能管理本地的地盘。

本地的建筑师对发展商而言,其实是相当重要,因为香港的建筑师的管理能力和整合能力是相当强,而且香港人是相当精于在极细的空间来创造出多功能的实用空间。平心而论,若根据个人经验,很多外国建筑师的概念设计虽然吸引,但是若要他们执行实际技术和管理问题很多时都相当吃力,单是处理好防水的问题已经考起不少建筑师。

由于笔者曾在外国留学和工作,体会到两个地方的精神其实相当不同,英国的建筑师会清晰地定义自己的权责,而且只专注自己负责的部份,从以避免法律的诉讼。不过,由于香港建筑师与香港的发展商关系紧密,过往极少出现则楼与发展商之间的诉讼,而且香港建筑师多数都是「认可人仕」(Authorised person)。即是香港建筑师需要负责这建筑物在建筑条例全部的要求,换句话说,香港建筑师已习惯「包底」,所以香港建筑师对发展商而言其实是他们的安全网。

因此,香港建筑师其实善用自己本地的知识和管理经验,便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不过,香港建筑师有两处是值得借镜外国则楼的发展。

第一:专业化

外国有相当多的建筑师楼是专门做某一种的建筑物,例如:博物馆、剧院、大型球场、古教堂。很多外国则楼能够「猛龙过江」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这些领域上有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的知识,所以才吸引到海外客户的垂青。不过,香港的建筑师楼未必会投入大量资源来作专门化的发展,以笔者所知香港曾经有专门设计医院和学校的专科则楼,而现在则有专门设计商场和一些负责保育项目的则楼,但这些都是业界内的少数。香港则楼大部份都是综合性的,所以无论外国和本地的客户都欠缺诱因来「钦点招聘」本地的则楼。

若要做到「非你莫属」的情况,除了要不断地虑积相关经验之外,香港确实欠缺在建筑技术上科研的平台,大学的专科研究科程亦不多。

如日本的专门研究木建筑、美国和英国常见的数码化建筑(digital architecture)和声效设计(acoustic)等类同的专门学科在香港好像在还未发展成熟,比较常见是保育建筑和环保相关的科程。现在流行3D打印技术亦已开始在外国有应用在建筑物兴建的实例,不过在香港在这领略上好像还未起步。

第二:品牌化

由于香港建筑师与本地发展商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各则楼的强弱项大家都很清楚,双方很多管理层在大学阶段或昔日的工作上已经认识,所以不用太复杂的程序就已经决定招聘那一位建筑师。再者,房地产项目多年来都是香港经济的支柱,如非出现金融风暴和沙士等经济逆转的情况,很多香港建筑师大都偏重在固有的客户网络中发展,因此一直比较少投入资源来做市场推广和寻找新客户。

不过,外国的则楼是很多时都会投入一定程度的资源来打造自己的品牌并制作不同的宣传产品,甚至参加不同的国际设计比赛,务求让自己的品牌能打出国际市场,从而得到让新客户的垂青,香港很多发展商都是因这些机遇才认识这些海外建筑师。笔者曾服务的则楼,就是凭一个比赛的机遇,把他们从英国带到香港,从而在亚洲区发展了五间分公司,共五百人的设计团队。

 

依笔者的愚见,香港的建筑师的设计能力一直都得到认可,否则又怎能成为发展商的「救生圈」,其实香港建筑师可以再下一成,让自己的技术再升华至另一个层次,并提供多一层的「品牌」价值,让客户可以在推销上有更大的效应。




筑动人心(6月10日信报专栏)

在2008年,由于笔者的工作发展不太畅顺,人生发展的方向都有一点迷失。在太太的鼓励之下开始在网上撰写建筑博客—「建筑游记」至今,不经不觉已写了接近400篇文章,转眼已是第九个年头。这一个建筑博客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笔者在这逆境时一直在精神上支持自己的重要元素,亦为笔者带来另一个兴趣—建筑写作。
在香港这个「文化沙漠」中做作家,不单难以依赖稿费来维生,甚至是要付出不少金钱和时间。拙作在过往数年销量虽然不俗,但在购买参考书、摄影器材、实地考察旅费上的开支绝对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写一本、蚀一本」,笔者庆幸这几年的工作都尚算稳定,而且得到家人的体谅,这才容许笔者继续任性下去地「烧银子」。
除此之外,无一本书的自构思、资料搜集、撰稿和排版共历时接近一年,在这一年内的90%的私人时间都用在筹备工作之上,自己上、下班的乘车时间全都用在写稿之上,连带自己近半的年假都用在实地考察,所以每一本书付出的精神与时间确实不少。
不过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果这一本书能够感动大家尝试以多一个角度来了解不同的城市,这又是不能用金钱所计较的回报,又正如我们可以用一千万来买一个单位,但一千万买不到一个感动人的空间(Money can’t buy the value)。笔者幸运地除了可以利用点、线、面来构造不同的型态,并通过光线、颜色、物料来营造触动人的空间,亦可以笔者利用字、词、句来构造不同的段落,并通过观察、分析、来描述令人动容的建筑。
建筑师与专栏作家,两个身份虽然不同,但都是通过另一个媒界来触动人的心灵,这一份的触动并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表面上笔者是一个能量发送者,笔者将建筑的知识传送给读者,但是若没有一众网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尊重,笔者亦确实难以坚持下去。
建筑写作虽然是「贴钱买难受」的行为,但每当笔者收到读者认真的回应与提问时,便令到笔者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认认真真地写下去。虽然笔者与他们素未谋面,而他们的评论未必全是正面的,不时还会质疑我的观点和资料的精确性。通过他们这一种的善良的压力变成了笔者的原动力,继续磨练自己,令到笔者可以在不同报纸处撰文并继续发展《筑觉》系列。
感恩地,这一个无心插柳出现的机会,令到笔者由一个失败的建筑界从业员,顿然变成一个可参与香港书展的专栏作家和其他因写作而衍生出来的工作机会。多了一个可发展事业的机会其实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多了一大堆网络朋友。便正如自己合作了8年的摄影师亦是从网络上开始认识,然后慢慢地成为了现实上的朋友,甚至知己。
这一群读者无论在我逆境时、懒惰时都继续给予我原动力,让我继续走下去,这确实是难得的缘份,就正如笔者早期的知音人—Francis Yu,他自2008年开始便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每当笔者有新的著作,他都必定会捧场并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甚至当在他医院接受治疗时,笔者的新作曾陪伴他过这一段艰难的路。
建筑物和文章虽然都是死的,但是它都可以感染别人,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带来希望和鼓励。这一个结果又确实是意想不到的,这些年来,笔者尝试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为读者导读,并带出建筑物背后的故事,让市民通过认识建筑物不同层面的知识,从而关心自身的都市发展与城市设计。笔者从来以为自己只会与大家在建筑上有交流,从未想到自己原来曾经启发别人的思考,甚至​​能鼓励别人欣赏这个世界。
现在他要走别的道路,去别的世界,笔者庆幸地曾经间接地陪伴过这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但遗憾的是未能在他生前真正认识这位知音人!
愿他一路好走,天堂再会。
谨以此文报答他多年来的支持!




第三跑的另类构想(5月17日信报专栏)

香港机场第三跑道的争议一直在于造价、客运量、空域、环保、成本效益等问题,但是大家好像从未讨论过建造方式等问题。普遍的香港市民大都假设机场第三跑道便需要在机场附近作大规模填海,然后再兴建新的客运大楼和跑道。
不过,羽田机场第四条跑道则有部份跑道是没有使用填海方式来增加土地。由于羽田机场第四条跑道离开主机场有一段距离,虽然大部份都是在东京湾内,但由于部份跑道是位于多摩川(Tama river) 的河口,所以如果整条跑道都以填海的方式来兴建的话,便会严重影响多摩川的水流,亦同时影响多摩川的自然排污功能,亦会增加摩川的泛滥的机会。

不填海的可行性

因此,负责这工程的鹿岛企业(Kajima Corporation)和联营财团在设计初期研究了一个不填海而能增加土地的方案—钢架结构(Pile-founded steel-jacket–platform hybrid method)。

这方法是在海床上加上一个65m x 45m x 35m高的大型钢框然后在钢框上连接一系列的1.8m直径钢柱,这些钢柱便会用来承托钢板,之后便在钢板上加上混凝土板这便形成机场跑道。由于钢架结构不需要填海,所以工期比填海为短,成本亦相应地较低,而且亦避免出现填海土地经常出现的沉降问题。

因为若以羽田这条新跑道为例,填海的时间约3年,但是单是调整海床硬度和在海床打桩这两工序便用了1年半。不过,若使用钢架结构的方法便只需要在钢架坐落海床的位置处打桩,并平整海床,不用调整所有土地的面积。

另外,如果要填上3120m长、500m阔的跑道,便需要用上8100万立方米的沙石。不论购买和运输8000多万立方米的沙石都很费劲,而且填海出来的面积不是马上可以用,需要让泥土自然沉降和平定之后,才可以在新建的土地大规模发展。最重要是可以让多摩川的河水从钢柱之间的空间流过,这便避免了因填海而产生的环保问题。

虽然钢架结构好处多,但是羽田机场第四跑并没有全部使用钢架结构,因为每个钢架的重量达1300吨、35高。在日本能吊起这重量的起重机绝不多,最后承建商一方找来巨型的起重机—「Yoshida No.28」,虽然这起重机可以吊起2400吨的物件,但是其高度达83m,所以便超出1-3号跑道的安全飞行高度范围。因此,「Yoshida No.28」便需要调节其高度至49.4m才能在不影响航机安全的情况下施工。

另外,在日本可以建造一个如此巨型的钢框(65m x 45m x 35m)的工厂其实亦不多,尽管在现场施工的时间只是一年多,但是要在工厂制造154个巨型钢框都需要2年多的时间而现场亦只有一台「Yoshida No.28」,因此若加上工厂预订的时间和「Yoshida No.28」现场施工的时间,实际需要的时间都不比填海为少。

因此羽田机场第四跑便可能出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填方式,首2020m 的跑道为传统填海,其后的1100m的跑道为传统填海+钢架结构(Pile-founded steel-jacket–platform hybrid method )。这方案不单在不影响多摩川和航班升降的前题下,亦同时可填海和钢框两部份同时24小时施工,否则不能41个月的工期之内完成。

如何合得来呢?

至于两个不同类型结构的接洽问题,承建商先在填海土地的边缘加上双层的防波堤,每层的防波堤长428m并由混凝土柱来组成,并用来抵挡海浪的问题。另外,为了要增加所有钢柱的稳定性便在海床上加上1165支钢柱,每支钢柱都深入海床70m,才可确保钢框在东京湾内稳定地装下来。

当稳定工作完成后,便在两种不同结构的夹缝处安装伸缩缝来抵御震动。当左右两边的结构震动的时候,伸缩缝内的弹簧便会吸引相关的震动以确保封闭结构之间的间隙。不过,由于这个接洽位置比较大,而且是用于在河流出口附近的结构,所以这个伸缩缝不是由风琴式的弹簧为核心,然后用伸缩胶来作封倒之用。

这一次使用的伸缩缝名为Roller shutter expansion joint (铁闸伸缩缝),中央部份不采用弹簧,而内藏了一部份钢板,当结构出现较大的震动时,内藏的钢板便会被伸出,以确保间隙封好并可以承受600mm的震动,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亦没有被破坏。

若归纳羽田机场的例子,这证实了使用钢结构来代替的填海是一个可行方案,而且机场可以选择单独使用钢结构或混合使用钢结构+传统填海的方法。问题的精结不是设计和安全的问题,而是钢结构生产或起重机吊运的问题。

由于香港机场第三跑还在设计阶段,建筑师与工程师其实研究多一步,从而尝试减少造价和对环境的破坏。




《笔生建筑》中的毕生建筑(信报4月22日专栏)


2016年是香港建筑师学会的60周年,作为庆祝活动之一,学会的口述历史小组邀请了29位资深建筑师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来记录的建筑生涯并辑录成《笔生建筑》一书。

笔者今次有幸参与《笔生建筑》一书的筹组工作并撰写当中五篇文章。经历了数次访问之后,我有一个奇怪地的感觉,当这些前辈谈论他们曾参与的建筑时,不单眉飞色舞,而且还能清楚描述项目中的细节和当中的苦与乐。

例如:梁伯麟先生描述当年在67暴动的阴霾下,政局颇为混乱,港英政府对亲中的机构都颇为忌惮,所以国内的剧团都难以在港找到表演场地,因此亲中的侨光置业便决定把侨辉大厦部份面积改成剧院来让国内剧团能在香港找到合适的表演场地。不过,后来由于剧场使用率低,所以才分拆高低座,并把高座改作戏院,低座则变为戏院与剧院合用的剧场。

虽然事隔47年,梁生还可以清楚记得在恐共的情况下,如何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为亲中机构设计「新光戏院」。

再者,我亦有机会访问何承天先生并谈及他当年如何在置富达至保育与发展并存的双赢局面。当年置地公司购入伯大利这块土地之后,原计划拆卸修院并一并发展附近一带的土地,但是由于土地狭窄而且有很多斜坡,因此发展成本巨大。所以,何生便建议置地公司(与牛奶公司属同一集团的公司)向政府提出原区换地的要求,牛奶公司原意向政府交还薄扶林一带不少零碎的牧地、厂房和伯大尼修院,以换取政府一块完整的土地来统一发展,并成为现在的置富花园。

这项目不单处南区首个大型的屋苑—置富花园,亦开创了半郊区(sub-urban site)的发展模式, 而最重要是能够保留了伯大利这座历史建筑,并曾租给香港大学,现正让香港演艺学院使用。

虽然大部份人仕都认知中银大厦的建筑师是贝聿铭先生,不过这项目的无名英雄是龚书楷先生。他在没有电邮、没有视象会议的情况下,如何克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两地的法规问题。另外,由于贝聿铭先生在北京的首个项目—香山饭店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所以贝生都对中银这项目都有相当的忌惮。不过,由于龚生曾与贝生合作过,所以本着对龚生的信心,贝生才欣然接受这个项目,否则香港便没有中银大厦这种划时代的设计。

另外,有一个故事是不得不提,港督卫奕信曾怀疑中银大厦的风水设计,而邀请贝聿铭饭聚并询问贝生是否按共产党的要求而把大厦设计成刀一样,并斩向港督府。贝生当然没有这个政治目的,刀型的结构只是结构和外型上的考虑。为了释除港督的疑虑,龚生需要替贝聿铭先生把当年的设计文本寄一份给港督,事件才能平息。
《笔生建筑》一书的名词自然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早年的建筑师是只用笔画图则,而不会用电脑,所以用「笔生」。另外,这些前辈大部份已经退休,因此希望包含了「毕生」的意义。就如以上三个例子,如非这些前辈清楚记起当年的细节的话,这些珍贵的香港建筑史就可能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长埋黄土。这些香港第一代的「建筑人」毕生都为这一个专业奋斗,早已把建筑物的一切深深地刻入他们的「血肉」之中,所以尽管事隔多年仍能活形活现地展示出当年设计的精要。

《笔生建筑》一书除了是建筑师学会60周年的活动之外,还成为了香港建筑史文献的一部份。因为香港各大专院校虽然都有提供不同的学位或非学位的建筑课程,但是都只会教国际建筑史,而不会教香港建筑史,现实地香港亦甚少有人会整理香港建筑史。

经历了《笔生建筑》这一个项目,希望香港人可以对本地建筑有一个更正面的看法,并希望年轻的建筑师可以继续整理本地的建筑史,让下一代的建筑系学生可以正规地学习香港建筑史。




「钦点招聘」与「公开招标」(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3月5日)

 

在几个月里,香港社会一直争论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安排,为何「无咨询」、「无通过比赛而直接招聘顾问」? 资深建筑师严迅奇更成为买矢之的,连日内受尽各方的指责,事件已去到这阶段到底如何了解呢?
(在详细讨论前,笔者先自我申报,本人从不认识严迅奇先生,亦从未有过任何的交谈,过往10年的工作都与严生的事务所没有任何的关连,所以本人对严生是毫无感情。)
本人现职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因此招聘顾问是我必然的工作,无论是单一议价,还是「公开竞价」都是经常采用的方法。对私人公司来说,「单一议价」的情况多数是管理层已经心仪个别顾问的设计,所以无需另邀其他顾问报价,所以只进行「单一议价」。 「公开招标」主要是一些常见的工作,大部份名册内的顾问都有能力胜任工作,所以才「公开招标」,因此很多时都以「价低者得」的方式来中标。
因为私人公司的行政灵活度较高,所以项目经理有权挑选那一个方式来招聘,不过西九管理局作为一个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机构,再加上西九的传统多数是通过「公开招标」来招聘顾问,因此大家都质疑管理局是否有违反程序公义呢?尽管林郑月娥司长多番解话,但都未能平息公愤。
请问「钦点招聘」就一定是错吗?,「公开招标」便一定是好吗?
无疑「公开招标」是多了一份竞争性,程序上是明显地是较为公平,亦避免个别管理层因对个别顾问的偏好/偏见而影响了公司的判断。再者,公开招标不单给予管理局多一些方案来选择,亦让整个行业都有一个争取项目的机会,亦给予了年轻人扬名立万的机会,并同时能吸引国际大师来港显技。
「公开招标」虽然确实能为业主提供不同的创意方案,很多国际级的大师如Norman Foster、Zaha Hadid都是因为参与了香港的设计比赛而打出名堂,继而飞升国际。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Norman Foster 的成名作—香港HSBC总行,这大楼当年的预算是21亿,这已经是80年代一般商厦的三倍造价,但落成后的造价是52亿,工期𨒂误了接近一年。另外,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设计比赛原先是由Zaha Hadid胜出,但该方案的造价达3000亿日元,最后要另聘顾问来制作出一个1500亿日元的方案。
以上的例子便说明「公开招标」的盲点,若想在国际级设计比赛中胜出,设计方案自然要「标奇立异」才能杀出重围,设计阶段多数都不会考虑方案的可建性( Constructability)和业主的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在现有的常规,除非是政府的Design & Build Contract需要包含设计和商业部份的评分,否则评判们多数是根据方案的可观性、实用性和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来挑选最合适的方案。
另外,设计比赛多数都未必能审核设计团队的执行力、管理能力与前线工程人员的经验。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尽管该顾问公司在报标文件中列明曾负责邻同项目的经验,但是个别团队的执行能力往往是「言过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招摇撞骗」。
若以故宫这种特殊项目来说,管理局因为只得到赛马会35亿的捐助,额外的款项就需要由管理局自行负担,而且管理局亦按理在管理上和执行上是已经向故宫作出了一些的承诺,否则又怎能达成一个长远的合作方案。换句话说,项目费用与时间上的预算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经封顶,因为管理局很难再在立法会为故宫博物馆申请额外拨款。
另外,通过设计比赛找来的顾问可能创意无限但毫无实战经验(Norman Foster当年胜出HSBC设计比赛时,便是一个未曾兴建摩天大厦的建筑师,亦没有香港工作的经验),并且可能未曾合作与管理局合作过胜出的顾问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确保项目不会超支与𨒂期呢?
未知之数实在太多。
虽然香港的大型建筑很多时都是由外国的大师设计,本地建筑负责管理和执行,这样便同时组成一队兼备设计与管理能力的团队,但是两者在沟通上所引起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在过往的经验中,沟通上所产生的负能量是绝对足以摧毁整个项目。
综观上述的观点,「钦点招聘」虽然不够公开、公平,但是若综合设计能力、管理能力、香港工程的经验、博物馆的设计经验等各因素来考虑,严迅奇先生又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各位读者请自行判断!




故宫应否在西九呢? (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2月25日)

 

近日关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讨论都只限于程序公义的问题, 看来故宫博物馆总是需要在战乱中成立的。

1911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清室签定《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则住在紫禁城内,外庭则作古物陈列所。不过,溥仪借助溥杰和旧臣不断偷运宫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总数约1300多件。为免宫中珍品不断地流失,中华民国政府便在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并在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但随着918事变,中华民国政府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将近13000箱的珍品运至南京。和平后,约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余的送回北京,不过当中的5000多箱则在国共内战时已运至台北,并成为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无论是北京、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是在战乱中成立,现在香港的故宫博物馆同样都是在纷争中成立出来,但是除了程序公义之外,甚少人讨论香港是否需要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呢?

笔者一直以来都认为博物馆与图书馆不同,图书馆是「贵多不贵精」,因为图书馆作为传承知识的地方,就需广纳不同类型的书本,让普罗的受众得到更广泛的知识,因此未必需要一个特定的主题。博物馆则反而是「贵精不贵多」,因为每件的展品需要经过适当的展示才能够表现出展品的要点,由于展览空间有限,每个博物馆需要刻意挑选过展品并需要有特定的主题才能吸引个别的群组来参观。例如:香港太空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茶具博物馆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题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图书馆则无需主题,只要藏量足够便可。

综观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馆都是有一些镇馆之宝来作招来,例如大英博物馆的「Rosetta Stone」、罗浮宫的「蒙罗丽莎的微笑」,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或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翠玉白菜」等,而米兰的恩宠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虽然细少,但全因藏有达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来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旅客们会因为这些珍品慕名而来参观这些博物馆,因此展品不单是一个博物馆成败的关键,更是博物馆设计的核心,所以笔者一直对M+博物馆的需要成疑,因为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而且又没有任何镇馆之宝的前题下,如何能吸引观众呢?

另外,有些博物馆就算在没有珍品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宫博物馆就是一个例子,故宫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会幕名而来参观,而香港海防博物馆亦是一个例子因为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此,我一直认为需要将湾仔峡的警察博物馆移至旧中区警署(大馆),由于建筑物本身与展品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才能发生a共鸣的效应。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珍品和珍贵建筑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况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该处虽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展品,但没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游的展品,而建筑虽有过百年历史,但亦不算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相反柏林围墙则更具代表性。不过,这小岛上设有5座博物馆个别而言虽然不算相当吸引,但是综合起来则变成颇为特别,因为世界上绝少有一个小岛上同时有5座具过百年历史的博物馆,因此此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其实笔者认为西九文化区一直都应该是借镜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因为世界上除伦敦westend、纽约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区会统一发展在同一个小区之一,所以西九发展局应该善用这个优势来发展。

若从历史角度来看,故宫分馆其实不一定需要设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为适合,因为在二战时部份珍品曾经迁至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与故宫的渊源甚广。香港分馆的出现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个文化发展区,便随之而来的合作计划。香港虽然在历史上与故宫没有什么关连,但是由于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够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该可以相当成功,亦可能是整个西九文化区内最成功的一个馆。

笔者认为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在西九文化区的尽头,理应可带动人流去西九,希望这个星级工程可以带旺整个文化区,让文化区永续下去。

许允恒建筑师




一光一暗的博物馆—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近年有很多旅客因为希望一到哈利波特的拍摄场地而到访牛津大学,但其实牛津大学还有很多理想的景点。

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景点就是牛津大学的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位于牛津市的中心地带,邻近牛津大学公园。整座博物馆共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第二部份则是 Pitt rivers Museum, 第三部份是教学大楼和实验室,但现在都泛指整个建筑群则称为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始建于 1855年,第一期兴建的部份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初期是用作 化学、天文、病理、动物学等教学之用,之后在1884年扩建了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这处展览的首 20,000件标本全是 Augustus Pitt Rivers 上将捐出牛津 大学的。到 1978年,各学院开始迁离第一部份的空间,并展出不同的恐龙标本,正式成为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现在只余下地下的演讲厅作教学之用。到 2004年,牛津大学获得基金捐助 370万英磅来扩建教学大楼和实验室。

Pitt rivers museum 虽然可以说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扩建部份,但设计风格则完全不同。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是新歌德式建筑,结构尽量采用圆拱门来支撑,但特别地屋顶全是由玻璃组成,让阳光可以尽情地射进室内。这样的做法是相当少见,因为博物馆多数会尽量避免有太多阳光射进展览区,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容易破坏展品的颜色,而且建筑师都希望在各展区可以利用灯光来营造不同的气氛。

但在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情况则不同,因为这里的展品全部都是恐龙标本,而且全部都加了保护剂,所以不怕阳光的影响。这部份的博物馆反而因阳光的关系而令人感到舒畅,每当阳光照射在黄色的石材上,往往给予人温暖的感觉。再者,由于屋顶是玻璃的关系,令人感到整个展区是在室外的空间,而且由于屋顶的结构是圆拱门的关系,使人感到顿然开朗。

不过,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则采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屋顶不单全是实的,而且整个展区完全没有阳光,连窗户都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黑房。但奇怪地,整个展区的灯光都只是简单地用普通灯光来照明,与一般博物馆刻意用射灯来营造不同气氛的手法截然不同。 最特别的是, Pitt rivers museum 是没有入口,所以每当旅客从进入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部份进入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时,便立即会在视觉上有很明显的对比。

笔者自问都曾参观过世界各地不少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但从来未曾见过同一个博物馆会制造出一个完全光、而另一个完全黑的展馆,在光线上有如此大的对比。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它是世界其中一个最出色的史前生物博物馆之外,而且它是达 尔文在1860年宣布「进化论」的地方,当时牛津的大主教强烈指责 尔文挑战神的权威,因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中说,神是用泥土做成了男人,再拿了男人的一根骨头就变成了女人,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说人是由猿猴演变出来的,当时主教更挑战 尔文,「你的祖父或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出来的。」

虽然,这场讨论最后没有成果,但这场讨论完全改变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而这一座博物馆就永远记载了这一段经典的历史。




隐藏了的扩建—Ashmolean Museum

  

上一会介绍了牛津大学的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今会介绍另一个牛津大学的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Ashmolean Museum 始建于 1683年,最早期的展品是由 Elias Ashmole 捐赠的,而这博物馆由启用至今都是同时用作教学和公开展览之用。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是牛津大学的职员,所以博物馆的收藏品和活动等工作是尽量配合大学的学位课程和相关的研究工作。例如,博物馆现准备增加它们关于医学的收藏品,因为大学希望博物馆能为医科生提供古代医药的教学展览。

2009年,由奖券基金提供 61百万英磅来为博物馆作翻新和扩建工程,但是这建筑物已有超过 200年历史,旧大楼部份已一早被列为一级保护文物和法定古迹,所以翻新工程主要是拆卸旧大楼的后半部份,并在这处加建新的展览和教学空间,而旧大楼的前半部份则完整地保留。

虽然旧大楼部份已被保留下来,但是新建部份不能超过原有部份的高度,否则会破坏了原有大楼的外观,亦破坏了牛津市中心内旧式英国小镇的风味。因此,建筑师— Rick Mather 采用了很简单,但非常聪明的做法来处理这问题

由于旧大楼是采用旧有的建筑模式,楼底是特高的,所以新大楼的部份是在每层之间加入一个夹层,这样便不单可以大幅增加展览空间而新建部份又不会超过原有高度,最重要是从博物馆的外观不容易发现新旧大楼的不同,尽量保留牛津英式小镇的味道。

这种夹层的做法不单能有效地提高展览面积,而且建筑师挑空了局部的空间,并把大型展品设在双层高的展区。因此旅客除了可以从低角度来欣赏大型展品之外,还可以在夹层处以高角度来欣赏展品。再者,这里的楼梯不是一层叠在一层,而是一层一层向外推的,所以愈高层的楼梯处,便有愈大的空间,这样便增加了旅客的观赏视线,令视野角度更大。

这博物馆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阳光,这处的垂直通道完全是有阳光照射的,这不单是用来引导旅客至上一层,而且希望为行人通道提供基本阳光,并用来对比室内展区的阳光效果。因为各展区则没有阳光,完全依靠电灯来营造不同的灯光效果,而可以避免展品受阳光的紫外光影响而脱色。

因为牛津是属于比较内陆的地方,所以冬天是比较寒冷,所以建筑师除了被增加空间之外,还被博物馆要求提高的室内的保温情况,以减少能源上的开支。建筑师首先利用阳光来增加室内温度,并且室内的物料尽量采用白色油漆,务求令阳光反射,但地板则用木地板,在黄灯的照射下更能带出和暖的感觉。

再者,在新建部份的博物馆是尽量把洗手间和储物室设在四周,好让行人通道和展览区是设在中心部份,这不单可以减少窗户的数目,而且可以尽量帮助大厦保温,因此全座博物馆只有一条楼梯是有窗,因为这个窗是向南的,阳光可以从这处直射至室内。




一座不知为何而建的建筑—Urbis

一直以来都有介绍英国的建筑,但是都好像未曾介绍过Manchester的建筑,在Manchester最有名的建筑就自然是曼联主场—奥脱福球场,但是市中心有一座建筑物是相当有名。 因为这建筑物是曼城市政府的一个大白象工程,是为了庆祝千禧年而兴建的一座多用途大厦。

建筑师Ian Simpson在接到这任务时,市政府没有任何仔细的要求,只希望市中心内有一个多用途的展览空间,而且四周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建筑物可以说是单独的设计,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现况四周的环境,因此这建筑物可以说是给予建筑师「自由发挥」的作品,简单来说是为了有新建筑而有新建筑。

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制造一个单循环人流路线的展览空间,当旅客进入大厦之后便会经过一条走廊到达售票处,在这处最大的特点是电梯,因为这电梯是斜向地上升的。

大多数的旅客都会选择乘电梯至第六层,然后一层一层慢慢沿楼梯至首层。 这博物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高层的展厅中俯望低层的展厅,由于展厅的面积是由下而上地收细,所以便无形中做成纵横交错的效果。

另外,这大厦的顶层是一所顶级餐厅,在这餐厅里是可以尽览Manchester市中心的景色,在这大厦开幕初期是由一所法国餐厅—Le mon,当年还成为全英最佳餐厅,但可惜近年已改为另一所英式餐厅,质素已大幅下降,但收费则没有太大的下调,所叫坐力大减。

由于这大厦的设计初期是完全没有规划这大厦的用途,所以室内空间的设置是没有经过功能上的考虑,因此出现了以下的情况:

1楼: 商店、演讲厅、售票处、Manchester的小型电台和餐厅的单独入口

2楼 – 6楼: 展览厅,但每一层的展览内容和主题是完全没有关系,可以是6楼是时装展、 5楼是漫画展,异常混乱。

7-8楼: 酒吧和餐厅

由于现在的展览是完全没有主题,而且现在的空间只是随意让不同的展览在这里展出,一时可以是艺术展览,一时是商业展览,这实在难以吸引旅客到这处参观,所以市政府曾经建议把英国的足球博物馆迁至这里,反正曼城是足球重镇,但这建议最后由于财务安排而暂时停止。

至于建筑创作方面,如果单论外型可以说是有如一坐雕塑品,特别在晚上更会亮起灯光确实是颇漂亮。 在设计上唯一失败的地方就是玻璃幕墙上的设计,因为建筑师使用了局部的磨砂玻璃,目的是希望减少室内空间在太阳光上的受热程度,但是就是这些磨砂玻璃完全破坏了从室内望向四周的景观,拍照的效果亦很差,确实是失败的地方。

总结来说,一座大厦的设计需要在功能、美感、人流控制和细部等都有合当的处理,才算成功,所以成功的设计是很难出现的。

Facebook 上的相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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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产界经典事件薄─Mega tower

在讲香港小业主悲剧之前,我想延续一点关于上一篇的话题,前几天在中环街市中曾
经介绍过卖地的程序,并简略地讲述有关地政总署在卖地时的角色,今日我想讲一讲
城规会和规划署的角色。

全香港的土地是属于香港政府的(除了St. John’s Catherdal),而规划的权力都当
然是落在政府身上。负责规划土地的用途的部门是规划署,规划署会制定一系列的地
图来规管不同土地的用途。

当中最重要的地图是「城市规划大纲图 (Outline zoning plan)」,俗称叫做OZP.
因为OZP是授予法律权力的,OZP会列出各土地预先批准的土地用途,发展密度、高度、
地积比等资料。

当规划署完成各区的OZP之后会交由城规会审批相关发展蓝图。在OZP当中会列出各
土地预先批准的发展用途,而会用以下的符号来代表(当然还有其他符号,在此不能
尽收录):

C 商业

I 工业

GIC 团体 / 社区用地 (政府、学校、非牟利机构等)

R(A) 住宅 (甲类)

R(B) 住宅 (乙类)

R(C) 住宅 (丙类)

R(D) 住宅 (丁类)

HTL 酒店

C / MCP 商业 / 多层停车场

I / G 工业 / 货仓

C / OU 商业 / 其他用途

IO 工业办公室

C / R 商业 / 住宅

MCP 多层停车场

DGG 危险品货仓

OU 其他用途

SWH 夹心阶层住屋

G 货仓

PFS 汽油站

V 村屋式发展

PSPS 私人机构参建居屋

VU 没受任何限制

NR 非住宅用途

 

如果发展商买地后,希望更改土地用途或发展密度的话,便需要向城规会申请,俗
称叫做Section 16 application,历时大约3个月。如果申请人不服城规会的决定,
可以再上诉,甚至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在皇后码头的事件中,本土行动的成员便是
这官司的诉讼人,而城规会便是与讼人。

在讲Mega tower事件之前,我需要再一次引用合和中心的例子,虽然这例子在发水
楼系列和电车游都曾经讲过,但今日需再简单地补充一些资料。

在兴建合和中心之前,合和集团曾和城规会打了一场很经典的官司,现在合和中心
的地皮原是住宅用地,但在合和地皮的OZP蓝图上只写上「RA」的 字样,而RA在法律
上是没有意义的 ,而这土地的用途并没有在蓝图中列明,只在附件中列明。但当时
的城市规划条例只授予OZP 的规划篮图有法律权力,而相关的附件并没有任何权力。
因此,合和集团可以把合和中心这土地发展成商业大厦的用途。

合和集团为何要和城规会把官司呢?

因为住宅用地的地积比通常是7倍,而商业大厦用地的地积比通常是14倍,虽然我不
知道合和中心的地积比,但肯定的是当这地皮改为商业用地之后的地积比会大大提高。
因为这一场官司的判决,政府需要在一天之内把OZP的附件纳入城市规划条例之内,而城规会和合和集团的关系亦因此事变得很微妙。

到近10年在湾仔船街的Mega tower申请,由于合和集团希望兴建两座93层高的酒店
和商业大厦,当中包括2000个酒店房间的Mega tower,而这土地的一半土地原为GIC政
府用地,合和集团于是便向政府提出换地的建议,并修改官地部分土地用途。在规
划初期,这土地的地积比为15倍,是相当大规模的发展,因此需要更改部分四周的
道路,而初否决。

到1994年,合和集团再度提出申请,该方案被接纳了,但是由于合和集团并未完成
收楼的关系,所以一直未能开工。

到2004年合和完成收地程序并提出修定建议,但因为四周道路网络负荷、树木保育、
日照、屏风、山脊线等问题,而被拒绝申请。

55层方案

93层方案

之后,合和集团在2005年和2006年再度向城规会上诉,但都被否决。到2008年,合
和提出一个大规模修正方案,把发展的层数由93层改为55层,发展地积比由15倍改为
10.3倍,并且提出把大规模重建树木的方案,在新方案中不单尽量保留现有的树木,
还把树木增多至现状的123%,但可惜的是这方案同样被城规会否决。
经过多年的申请,合和集团决定根据1994年城规会批准的方案来发展,因此现在湾
仔区的居民继续大力反对相关申请。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城规会既然有如此大的权力来控制都市的发展,他们的决定
除了影响数以亿元的投资项目,甚至可以影响所有香港市民的生活和健康,但是城
规会的成员是由谁决定呢?

城规会是有5名官方成员、30名非官方成员,城规会主席为发展局常任秘书长,5名
官方成员为规划署署长、运输及房屋局副秘书长、民政事务总署署长、环境保护署
署长及地政总署署长。30名非官方成员皆由行政长官委任,并在香港政府宪报公布。
任期通常为期一至两年。非官方成员分别来自社会各个专业与阶层,当中包括不少
大学教授、政界、商界人仕。

城规会成员名单:

http://www.info.gov.hk/tpb/tc/about_us/member.html

总之个中关系相当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