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大家单看照片,这大厦就好像平常的摩天大厦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为何这大厦可以令一个大师几乎要身败名裂?

这大厦是在1966年由John Hancock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邀请贝聿铭设计一座60层高的新总部大楼,而这大厦在当年亦希望成为美国波士顿市内最高的大楼。 表面上是一件很正常的工程,只是一座四四方方的办公楼,亦应该没有特别复杂和奇怪的要求,所以贝聿铭只参与前期的规划,之后的详细设计便交由他的合颗人—Henry Cobb负责,但灾难才慢慢开始。

首先,当这大厦进行地基工程(retaining wall)时,曾撞破了数条地底水管引致四周路陷,连带在旁的古建筑—圣三一教堂(St. Trinity Church) 都因为泥土水份过多,而导致结构出现裂痕,于是Hancock 集团需要赔偿数以百万元的维修费。

另外当工程继续进行中,地盘旁的一座酒店向Hancock 集团投诉地盘的噪音问题,跟着集团便收购了整间酒店,事件便不了了之。

因为这大楼的设计理念是用深色的双层反光玻璃,让整座大楼看起来是一块巨型的玻璃一样,所以需要把每块玻璃都尽量加大以减少接口。 因此每块玻璃是4.5尺x11.5尺,重500磅,而楼板之间没有玻璃 (No spandrel glass) ,所以玻璃特大。 而玻璃框架(Mullion)亦尽量变得细小,外层的玻璃更是只靠玻璃胶来稳固,尽量把外墙变得简洁。


这样的设计在施工初期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1973年1月便开始贝聿铭近5年的恶梦,这个月不时有一强风吹袭波士顿,当风速超过70km/hr时,这大厦的玻璃幕墙纷纷脱下,幸好当时还在施工当中,所以没有做成人命伤亡。 当超过30%玻璃脱下时,大家都知道这样设计的确出现了问题,业主当然要求全部更换所有玻璃,当时曾有人认为这大厦的玻璃太大了,所以才会脱落,因此建议使用比现时小3分之2的玻璃来重建。

不过,Henry Cobb当时极力反对,认为如果使用细小的玻璃会破坏整座大厦的简洁和整体性。 虽然最后业主保留原有的方案,但是业主控告负责这项目的大部份顾问公司,包括:

建筑师: IMPei and Partners

玻璃生产商: Libbey – owens – ford company

总承建商:Gilbane building company

玻璃幕墙承建商: HH Roertson company

业主要求各公司赔偿更换玻璃幕墙的工资和物料费用(约5-7百万美元)、延迟入伙的损失,而建筑师更需要额外面对业主控告没有提供合适设计和没有作出适当决定来停止施工。

之后,玻璃生产商控告业主损毁了它们的声誉,并指出这次事故完全是建筑师的设计错误(error on specification) ,而贝聿铭反控玻璃生产商隐瞒了玻璃胶在阳光下会脱落的可能性,总之各方争持不下,直至1981年各方终于达成和解协议,而各方都需要把官司内容保密。

但恶梦还未停止,一名工程师发现这大厦在强风吹袭下是可能出现倒塌的危机,因为先前的计算亦过于理想化,最后这大厦需要加入1650吨的钢铁才能稳定有关结构,但这不是导致玻璃脱落的原因。 玻璃脱落的原因是因为外层玻璃与内层玻璃之间的空气在热脉冷缩的情况下,令外、内层之间的玻璃胶失去了黏贴力,因此外层玻璃出现脱落。


在1976年大厦正式启用时,工程已延误了4年,建筑费用亦由原来的8000千万美元大幅增至1.6亿美元以上。 但问题还未停止,在入伙后,高层租户曾投诉大厦的摆动过大,令他们感到头晕,于是业主便在58楼上加了两个300吨重的钢阻尼,令大厦变得稳定,这便额外增加300万美元建筑费。

经过这样的一场官司,贝聿铭自然声誉大损,而Hancock Tower 亦被人取笑为全世界最高的木建筑 — Plywood Ranch (因为玻璃脱落时玻璃窗需用木板来封密) 。 尽管这不是贝聿铭自己亲身负责的项目,但各大的客户都离他而去,甚至禁止他们竞投新的项目,于是贝聿铭便唯有向科威特、伊朗等地方寻找新生意,最终要等至1978年美国国家艺术馆东翼开幕后,贝聿铭才再次吐气扬眉,生意重回正轨。

在这次事件中,贝聿铭从没有考虑和Henry Cobb拆伙,反而继续和他紧密合作,他自己主理一切外交的工作,而Henry Cobb则负责内部,合作无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