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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动人心(6月10日信报专栏)

在2008年,由于笔者的工作发展不太畅顺,人生发展的方向都有一点迷失。在太太的鼓励之下开始在网上撰写建筑博客—「建筑游记」至今,不经不觉已写了接近400篇文章,转眼已是第九个年头。这一个建筑博客虽然微不足道,但是笔者在这逆境时一直在精神上支持自己的重要元素,亦为笔者带来另一个兴趣—建筑写作。
在香港这个「文化沙漠」中做作家,不单难以依赖稿费来维生,甚至是要付出不少金钱和时间。拙作在过往数年销量虽然不俗,但在购买参考书、摄影器材、实地考察旅费上的开支绝对不少,甚至可以说是「写一本、蚀一本」,笔者庆幸这几年的工作都尚算稳定,而且得到家人的体谅,这才容许笔者继续任性下去地「烧银子」。
除此之外,无一本书的自构思、资料搜集、撰稿和排版共历时接近一年,在这一年内的90%的私人时间都用在筹备工作之上,自己上、下班的乘车时间全都用在写稿之上,连带自己近半的年假都用在实地考察,所以每一本书付出的精神与时间确实不少。
不过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如果这一本书能够感动大家尝试以多一个角度来了解不同的城市,这又是不能用金钱所计较的回报,又正如我们可以用一千万来买一个单位,但一千万买不到一个感动人的空间(Money can’t buy the value)。笔者幸运地除了可以利用点、线、面来构造不同的型态,并通过光线、颜色、物料来营造触动人的空间,亦可以笔者利用字、词、句来构造不同的段落,并通过观察、分析、来描述令人动容的建筑。
建筑师与专栏作家,两个身份虽然不同,但都是通过另一个媒界来触动人的心灵,这一份的触动并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双向性的。表面上笔者是一个能量发送者,笔者将建筑的知识传送给读者,但是若没有一众网友一直以来的支持与尊重,笔者亦确实难以坚持下去。
建筑写作虽然是「贴钱买难受」的行为,但每当笔者收到读者认真的回应与提问时,便令到笔者不得不提醒自己要认认真真地写下去。虽然笔者与他们素未谋面,而他们的评论未必全是正面的,不时还会质疑我的观点和资料的精确性。通过他们这一种的善良的压力变成了笔者的原动力,继续磨练自己,令到笔者可以在不同报纸处撰文并继续发展《筑觉》系列。
感恩地,这一个无心插柳出现的机会,令到笔者由一个失败的建筑界从业员,顿然变成一个可参与香港书展的专栏作家和其他因写作而衍生出来的工作机会。多了一个可发展事业的机会其实是次要的,最重要是多了一大堆网络朋友。便正如自己合作了8年的摄影师亦是从网络上开始认识,然后慢慢地成为了现实上的朋友,甚至知己。
这一群读者无论在我逆境时、懒惰时都继续给予我原动力,让我继续走下去,这确实是难得的缘份,就正如笔者早期的知音人—Francis Yu,他自2008年开始便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每当笔者有新的著作,他都必定会捧场并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甚至当在他医院接受治疗时,笔者的新作曾陪伴他过这一段艰难的路。
建筑物和文章虽然都是死的,但是它都可以感染别人,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带来希望和鼓励。这一个结果又确实是意想不到的,这些年来,笔者尝试以深入浅出的手法来为读者导读,并带出建筑物背后的故事,让市民通过认识建筑物不同层面的知识,从而关心自身的都市发展与城市设计。笔者从来以为自己只会与大家在建筑上有交流,从未想到自己原来曾经启发别人的思考,甚至​​能鼓励别人欣赏这个世界。
现在他要走别的道路,去别的世界,笔者庆幸地曾经间接地陪伴过这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但遗憾的是未能在他生前真正认识这位知音人!
愿他一路好走,天堂再会。
谨以此文报答他多年来的支持!




第三跑的另类构想(5月17日信报专栏)

香港机场第三跑道的争议一直在于造价、客运量、空域、环保、成本效益等问题,但是大家好像从未讨论过建造方式等问题。普遍的香港市民大都假设机场第三跑道便需要在机场附近作大规模填海,然后再兴建新的客运大楼和跑道。
不过,羽田机场第四条跑道则有部份跑道是没有使用填海方式来增加土地。由于羽田机场第四条跑道离开主机场有一段距离,虽然大部份都是在东京湾内,但由于部份跑道是位于多摩川(Tama river) 的河口,所以如果整条跑道都以填海的方式来兴建的话,便会严重影响多摩川的水流,亦同时影响多摩川的自然排污功能,亦会增加摩川的泛滥的机会。

不填海的可行性

因此,负责这工程的鹿岛企业(Kajima Corporation)和联营财团在设计初期研究了一个不填海而能增加土地的方案—钢架结构(Pile-founded steel-jacket–platform hybrid method)。

这方法是在海床上加上一个65m x 45m x 35m高的大型钢框然后在钢框上连接一系列的1.8m直径钢柱,这些钢柱便会用来承托钢板,之后便在钢板上加上混凝土板这便形成机场跑道。由于钢架结构不需要填海,所以工期比填海为短,成本亦相应地较低,而且亦避免出现填海土地经常出现的沉降问题。

因为若以羽田这条新跑道为例,填海的时间约3年,但是单是调整海床硬度和在海床打桩这两工序便用了1年半。不过,若使用钢架结构的方法便只需要在钢架坐落海床的位置处打桩,并平整海床,不用调整所有土地的面积。

另外,如果要填上3120m长、500m阔的跑道,便需要用上8100万立方米的沙石。不论购买和运输8000多万立方米的沙石都很费劲,而且填海出来的面积不是马上可以用,需要让泥土自然沉降和平定之后,才可以在新建的土地大规模发展。最重要是可以让多摩川的河水从钢柱之间的空间流过,这便避免了因填海而产生的环保问题。

虽然钢架结构好处多,但是羽田机场第四跑并没有全部使用钢架结构,因为每个钢架的重量达1300吨、35高。在日本能吊起这重量的起重机绝不多,最后承建商一方找来巨型的起重机—「Yoshida No.28」,虽然这起重机可以吊起2400吨的物件,但是其高度达83m,所以便超出1-3号跑道的安全飞行高度范围。因此,「Yoshida No.28」便需要调节其高度至49.4m才能在不影响航机安全的情况下施工。

另外,在日本可以建造一个如此巨型的钢框(65m x 45m x 35m)的工厂其实亦不多,尽管在现场施工的时间只是一年多,但是要在工厂制造154个巨型钢框都需要2年多的时间而现场亦只有一台「Yoshida No.28」,因此若加上工厂预订的时间和「Yoshida No.28」现场施工的时间,实际需要的时间都不比填海为少。

因此羽田机场第四跑便可能出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填方式,首2020m 的跑道为传统填海,其后的1100m的跑道为传统填海+钢架结构(Pile-founded steel-jacket–platform hybrid method )。这方案不单在不影响多摩川和航班升降的前题下,亦同时可填海和钢框两部份同时24小时施工,否则不能41个月的工期之内完成。

如何合得来呢?

至于两个不同类型结构的接洽问题,承建商先在填海土地的边缘加上双层的防波堤,每层的防波堤长428m并由混凝土柱来组成,并用来抵挡海浪的问题。另外,为了要增加所有钢柱的稳定性便在海床上加上1165支钢柱,每支钢柱都深入海床70m,才可确保钢框在东京湾内稳定地装下来。

当稳定工作完成后,便在两种不同结构的夹缝处安装伸缩缝来抵御震动。当左右两边的结构震动的时候,伸缩缝内的弹簧便会吸引相关的震动以确保封闭结构之间的间隙。不过,由于这个接洽位置比较大,而且是用于在河流出口附近的结构,所以这个伸缩缝不是由风琴式的弹簧为核心,然后用伸缩胶来作封倒之用。

这一次使用的伸缩缝名为Roller shutter expansion joint (铁闸伸缩缝),中央部份不采用弹簧,而内藏了一部份钢板,当结构出现较大的震动时,内藏的钢板便会被伸出,以确保间隙封好并可以承受600mm的震动,在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时亦没有被破坏。

若归纳羽田机场的例子,这证实了使用钢结构来代替的填海是一个可行方案,而且机场可以选择单独使用钢结构或混合使用钢结构+传统填海的方法。问题的精结不是设计和安全的问题,而是钢结构生产或起重机吊运的问题。

由于香港机场第三跑还在设计阶段,建筑师与工程师其实研究多一步,从而尝试减少造价和对环境的破坏。




《笔生建筑》中的毕生建筑(信报4月22日专栏)


2016年是香港建筑师学会的60周年,作为庆祝活动之一,学会的口述历史小组邀请了29位资深建筑师以口述历史的形式来记录的建筑生涯并辑录成《笔生建筑》一书。

笔者今次有幸参与《笔生建筑》一书的筹组工作并撰写当中五篇文章。经历了数次访问之后,我有一个奇怪地的感觉,当这些前辈谈论他们曾参与的建筑时,不单眉飞色舞,而且还能清楚描述项目中的细节和当中的苦与乐。

例如:梁伯麟先生描述当年在67暴动的阴霾下,政局颇为混乱,港英政府对亲中的机构都颇为忌惮,所以国内的剧团都难以在港找到表演场地,因此亲中的侨光置业便决定把侨辉大厦部份面积改成剧院来让国内剧团能在香港找到合适的表演场地。不过,后来由于剧场使用率低,所以才分拆高低座,并把高座改作戏院,低座则变为戏院与剧院合用的剧场。

虽然事隔47年,梁生还可以清楚记得在恐共的情况下,如何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为亲中机构设计「新光戏院」。

再者,我亦有机会访问何承天先生并谈及他当年如何在置富达至保育与发展并存的双赢局面。当年置地公司购入伯大利这块土地之后,原计划拆卸修院并一并发展附近一带的土地,但是由于土地狭窄而且有很多斜坡,因此发展成本巨大。所以,何生便建议置地公司(与牛奶公司属同一集团的公司)向政府提出原区换地的要求,牛奶公司原意向政府交还薄扶林一带不少零碎的牧地、厂房和伯大尼修院,以换取政府一块完整的土地来统一发展,并成为现在的置富花园。

这项目不单处南区首个大型的屋苑—置富花园,亦开创了半郊区(sub-urban site)的发展模式, 而最重要是能够保留了伯大利这座历史建筑,并曾租给香港大学,现正让香港演艺学院使用。

虽然大部份人仕都认知中银大厦的建筑师是贝聿铭先生,不过这项目的无名英雄是龚书楷先生。他在没有电邮、没有视象会议的情况下,如何克服美国与香港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两地的法规问题。另外,由于贝聿铭先生在北京的首个项目—香山饭店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所以贝生都对中银这项目都有相当的忌惮。不过,由于龚生曾与贝生合作过,所以本着对龚生的信心,贝生才欣然接受这个项目,否则香港便没有中银大厦这种划时代的设计。

另外,有一个故事是不得不提,港督卫奕信曾怀疑中银大厦的风水设计,而邀请贝聿铭饭聚并询问贝生是否按共产党的要求而把大厦设计成刀一样,并斩向港督府。贝生当然没有这个政治目的,刀型的结构只是结构和外型上的考虑。为了释除港督的疑虑,龚生需要替贝聿铭先生把当年的设计文本寄一份给港督,事件才能平息。
《笔生建筑》一书的名词自然具有双重的意义,因为早年的建筑师是只用笔画图则,而不会用电脑,所以用「笔生」。另外,这些前辈大部份已经退休,因此希望包含了「毕生」的意义。就如以上三个例子,如非这些前辈清楚记起当年的细节的话,这些珍贵的香港建筑史就可能会随着他们的离去而长埋黄土。这些香港第一代的「建筑人」毕生都为这一个专业奋斗,早已把建筑物的一切深深地刻入他们的「血肉」之中,所以尽管事隔多年仍能活形活现地展示出当年设计的精要。

《笔生建筑》一书除了是建筑师学会60周年的活动之外,还成为了香港建筑史文献的一部份。因为香港各大专院校虽然都有提供不同的学位或非学位的建筑课程,但是都只会教国际建筑史,而不会教香港建筑史,现实地香港亦甚少有人会整理香港建筑史。

经历了《笔生建筑》这一个项目,希望香港人可以对本地建筑有一个更正面的看法,并希望年轻的建筑师可以继续整理本地的建筑史,让下一代的建筑系学生可以正规地学习香港建筑史。




「钦点招聘」与「公开招标」(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3月5日)

 

在几个月里,香港社会一直争论著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安排,为何「无咨询」、「无通过比赛而直接招聘顾问」? 资深建筑师严迅奇更成为买矢之的,连日内受尽各方的指责,事件已去到这阶段到底如何了解呢?
(在详细讨论前,笔者先自我申报,本人从不认识严迅奇先生,亦从未有过任何的交谈,过往10年的工作都与严生的事务所没有任何的关连,所以本人对严生是毫无感情。)
本人现职项目经理(Project Manager),因此招聘顾问是我必然的工作,无论是单一议价,还是「公开竞价」都是经常采用的方法。对私人公司来说,「单一议价」的情况多数是管理层已经心仪个别顾问的设计,所以无需另邀其他顾问报价,所以只进行「单一议价」。 「公开招标」主要是一些常见的工作,大部份名册内的顾问都有能力胜任工作,所以才「公开招标」,因此很多时都以「价低者得」的方式来中标。
因为私人公司的行政灵活度较高,所以项目经理有权挑选那一个方式来招聘,不过西九管理局作为一个由政府成立的法定机构,再加上西九的传统多数是通过「公开招标」来招聘顾问,因此大家都质疑管理局是否有违反程序公义呢?尽管林郑月娥司长多番解话,但都未能平息公愤。
请问「钦点招聘」就一定是错吗?,「公开招标」便一定是好吗?
无疑「公开招标」是多了一份竞争性,程序上是明显地是较为公平,亦避免个别管理层因对个别顾问的偏好/偏见而影响了公司的判断。再者,公开招标不单给予管理局多一些方案来选择,亦让整个行业都有一个争取项目的机会,亦给予了年轻人扬名立万的机会,并同时能吸引国际大师来港显技。
「公开招标」虽然确实能为业主提供不同的创意方案,很多国际级的大师如Norman Foster、Zaha Hadid都是因为参与了香港的设计比赛而打出名堂,继而飞升国际。
不过有一点不得不提,Norman Foster 的成名作—香港HSBC总行,这大楼当年的预算是21亿,这已经是80年代一般商厦的三倍造价,但落成后的造价是52亿,工期𨒂误了接近一年。另外,2020东京奥运主场馆设计比赛原先是由Zaha Hadid胜出,但该方案的造价达3000亿日元,最后要另聘顾问来制作出一个1500亿日元的方案。
以上的例子便说明「公开招标」的盲点,若想在国际级设计比赛中胜出,设计方案自然要「标奇立异」才能杀出重围,设计阶段多数都不会考虑方案的可建性( Constructability)和业主的负担能力(Affordability)。在现有的常规,除非是政府的Design & Build Contract需要包含设计和商业部份的评分,否则评判们多数是根据方案的可观性、实用性和对周遭环境的影响等因素来挑选最合适的方案。
另外,设计比赛多数都未必能审核设计团队的执行力、管理能力与前线工程人员的经验。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尽管该顾问公司在报标文件中列明曾负责邻同项目的经验,但是个别团队的执行能力往往是「言过其实」、甚至可以说是「招摇撞骗」。
若以故宫这种特殊项目来说,管理局因为只得到赛马会35亿的捐助,额外的款项就需要由管理局自行负担,而且管理局亦按理在管理上和执行上是已经向故宫作出了一些的承诺,否则又怎能达成一个长远的合作方案。换句话说,项目费用与时间上的预算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经封顶,因为管理局很难再在立法会为故宫博物馆申请额外拨款。
另外,通过设计比赛找来的顾问可能创意无限但毫无实战经验(Norman Foster当年胜出HSBC设计比赛时,便是一个未曾兴建摩天大厦的建筑师,亦没有香港工作的经验),并且可能未曾合作与管理局合作过胜出的顾问能否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来确保项目不会超支与𨒂期呢?
未知之数实在太多。
虽然香港的大型建筑很多时都是由外国的大师设计,本地建筑负责管理和执行,这样便同时组成一队兼备设计与管理能力的团队,但是两者在沟通上所引起的问题是绝对不容忽视,在过往的经验中,沟通上所产生的负能量是绝对足以摧毁整个项目。
综观上述的观点,「钦点招聘」虽然不够公开、公平,但是若综合设计能力、管理能力、香港工程的经验、博物馆的设计经验等各因素来考虑,严迅奇先生又是一个好的选择呢?
各位读者请自行判断!




故宫应否在西九呢? (信报—建筑思话专栏 2月25日)

 

近日关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讨论都只限于程序公义的问题, 看来故宫博物馆总是需要在战乱中成立的。

1911年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清室签定《清室优待条件》,而溥仪则住在紫禁城内,外庭则作古物陈列所。不过,溥仪借助溥杰和旧臣不断偷运宫中珍品至天津私人大宅,总数约1300多件。为免宫中珍品不断地流失,中华民国政府便在1924年驱逐溥仪出宫并在翌年成立故宫博物院,但随着918事变,中华民国政府为免珍品流入日方,所以将近13000箱的珍品运至南京。和平后,约有2000多箱的珍品留在南京,其余的送回北京,不过当中的5000多箱则在国共内战时已运至台北,并成为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因此,无论是北京、台北的故宫博物馆都是在战乱中成立,现在香港的故宫博物馆同样都是在纷争中成立出来,但是除了程序公义之外,甚少人讨论香港是否需要一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呢?

笔者一直以来都认为博物馆与图书馆不同,图书馆是「贵多不贵精」,因为图书馆作为传承知识的地方,就需广纳不同类型的书本,让普罗的受众得到更广泛的知识,因此未必需要一个特定的主题。博物馆则反而是「贵精不贵多」,因为每件的展品需要经过适当的展示才能够表现出展品的要点,由于展览空间有限,每个博物馆需要刻意挑选过展品并需要有特定的主题才能吸引个别的群组来参观。例如:香港太空馆、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电影资料馆、香港茶具博物馆等都是有既定的主题和藏品,相反香港中央图书馆则无需主题,只要藏量足够便可。

综观世界各地成功的博物馆都是有一些镇馆之宝来作招来,例如大英博物馆的「Rosetta Stone」、罗浮宫的「蒙罗丽莎的微笑」,北京故宫博物馆的「清明上河图」或台北故宫博物馆的「翠玉白菜」等,而米兰的恩宠圣母教堂(Santa Maria delle Grazie)虽然细少,但全因藏有达文西的一幅名作—最后的晚餐(Last Supper)而招来每年数以万计的游客。旅客们会因为这些珍品慕名而来参观这些博物馆,因此展品不单是一个博物馆成败的关键,更是博物馆设计的核心,所以笔者一直对M+博物馆的需要成疑,因为一个综合性的博物馆而且又没有任何镇馆之宝的前题下,如何能吸引观众呢?

另外,有些博物馆就算在没有珍品的情况下也能成功,北京故宫博物馆就是一个例子,故宫自身已是一座珍品,世界各地的旅客都会幕名而来参观,而香港海防博物馆亦是一个例子因为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因此,我一直认为需要将湾仔峡的警察博物馆移至旧中区警署(大馆),由于建筑物本身与展品有直接的关系,这样才能发生a共鸣的效应。

再者,有一些地方就算没有珍品和珍贵建筑之外也能有一定的叫助力,情况就有如柏林的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该处虽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展品,但没有一些希世珍品令吸引旅客必定到此一游的展品,而建筑虽有过百年历史,但亦不算是极具代表性的建筑,相反柏林围墙则更具代表性。不过,这小岛上设有5座博物馆个别而言虽然不算相当吸引,但是综合起来则变成颇为特别,因为世界上绝少有一个小岛上同时有5座具过百年历史的博物馆,因此此处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其实笔者认为西九文化区一直都应该是借镜博物馆岛(Museum Island),因为世界上除伦敦westend、纽约的boardway之外,亦甚少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艺术区会统一发展在同一个小区之一,所以西九发展局应该善用这个优势来发展。

若从历史角度来看,故宫分馆其实不一定需要设在香港,相反南京、四川可能更为适合,因为在二战时部份珍品曾经迁至这些地方,所以这些地方在历史上与故宫的渊源甚广。香港分馆的出现相信只是恰巧香港有一个文化发展区,便随之而来的合作计划。香港虽然在历史上与故宫没有什么关连,但是由于展品的本身已有足够的叫座力,所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应该可以相当成功,亦可能是整个西九文化区内最成功的一个馆。

笔者认为将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设在西九文化区的尽头,理应可带动人流去西九,希望这个星级工程可以带旺整个文化区,让文化区永续下去。

许允恒建筑师




影响世界的画家─毕加索

Guernica

今日会为大家介绍Picasso的画,相信大家尽管未曾了解他的画但都会听过这名西班牙抽象画大师的名字。

虽然我不是读艺术亦对他的作品所知都是皮毛,但我都会尽力为大家介绍。

毕加索对后世作了很多的贡献,其中有两个创作最为重要的。

第一个是collage,他在同一个影像把正面、则面或其他面都同时画在同一画面之上,这重叠影像的方法便称作collage。

当中最重要的collage作品便是Guernica,在这作品之中,牛的头部看起来很不规则,其实是同时把正面和则面放在同一空间之中,而整张画都是把不同角度的影像重叠,把不同面放在同一空间之上。

这种重叠影像的做法影响了后世很多的设计,如以下的图像都是collage的例子。

现代的设计师都会利用这种重叠影像的手法来做成乱中有序,序中有乱的效果,最成功的例子便可以算是以上的图像,它是一个人像但是由不同的小人像组合出来的,所以每一个小图像是一个人像,组合出来亦是一个大人像,这些设计都是根据Picasso college的方法来设计,而Picasso亦应该是第一代的艺术家在2D的空间上想出3D的效果,因此对后世有极重要的影响。

用光来绘画

当一个天材发挥至极点时,他连画笔和画纸都不需要便可以作画。 在Picasso晚年,他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创作,就是在菲林上画画。 摄影师用了很慢的快门来拍摄Picasso的动作,当他拿着电筒在空气中绘画时,光线的移动便成为画中的线,画便出现在照片之中。Picasso 在绘画时根本看不到画像,全文凭心中绘出来的,这可以是首次有画家把摄影和绘画融合在一起,这是首次有人在空气中利用光来绘画,这绝对是经典中超级经典。

这种人眼不能看到的画,就只有Picasso这种天材才可以做到的。




简约至极点的画家—丰子恺

今日想开一个新的话题—画,这亦是我一直很想讲的题目,因为如果一直只讲关于建筑的话题,写得真的有一点平淡和沉闷,所以今天来一个新的尝试。

讲起中国画家就必定会想起张大千、徐悲鸿、赵无极等大师,但我自己最喜爱的中国画家则是丰子恺。 丰子恺有不同类型的画,有一些铅笔素描和彩色的水墨画,但最我最喜欢是他的纯黑白的水墨画,这亦可以说是最简单的画,因为他没的画有如素描画一样,有深、浅、灰三个层次,亦没有如山水画般有不同厚薄的墨来做成深浅的效果,而丰子恺的画就只有简单的黑线和留白。

他的画多数是只会用粗的黑线来表达暗影部份,幼的黑线来表达物件的外形。 一张画就只有黑和白,粗和幼的两个层次。 他将一张画简化到了极点,只留下最重要的原素。 一张画的每一条线都可以说是画中最重要的,而且在他的画很少看到一些垃圾的线的存在,每一点、一线都有他的意义。

为了更进一步简化画面,丰子恺的画有时连人的表情都没画上,又或者都是从人物的背面来描绘。 这是一种很少见的做法,因为很少画家会用留白的手法来描绘人物的表情,只用人的肢体动作来表达他的意念。 如果当他绘画人物的表情时,表情便是全画最重要的原素。 这一种特别的手法使丰子恺的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让人一看便知道是他的作品,别树一格。

众所周知,丰子恺除了是一名画家之外,亦是一名作家、音乐家和教师,相信大部份的中学生都曾经读过他的文章。 由于他是生在光绪年间的,而他亦是中国史上最后一代的举人,因此他见证了世代的变化。 他的作品很多时都会与生命、社会状况、人生百态有关,而他采用的留白手法,就是希望读者用心想一想关于生命、人生等问题,这可以说是在读者心中作了「留白」。

希望以此篇拙文来答谢我的中文老师—周爱平老师和家慈,因为我认识丰子恺的画是在中文课时学习他的文章之后,而老师亦顺道为我们介绍丰子恺的画。 周老师亦不时用丰子恺的画作说话考试之用,因此丰子恺的画才在我心中留下印象。

另外,当我在英国读大学一年级时,当我在电话中要求家慈买一些丰子恺的画册时,她说有一天她经过书店看见这画册很特别便下来寄给我,当时我都十分惊讶地家慈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和她对美学上的品味。 虽然她未必知道丰子恺是谁,亦未必知道如何欣赏丰子恺的画风,但是她同样都被如此简约的画风所吸引。

近年香港著名画家—阿虫都带来丰子恺味道的影子。

下一篇将是介绍Picasso的画。




一光一暗的博物馆—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近年有很多旅客因为希望一到哈利波特的拍摄场地而到访牛津大学,但其实牛津大学还有很多理想的景点。

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景点就是牛津大学的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位于牛津市的中心地带,邻近牛津大学公园。整座博物馆共分三个部份,第一部份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第二部份则是 Pitt rivers Museum, 第三部份是教学大楼和实验室,但现在都泛指整个建筑群则称为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始建于 1855年,第一期兴建的部份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初期是用作 化学、天文、病理、动物学等教学之用,之后在1884年扩建了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这处展览的首 20,000件标本全是 Augustus Pitt Rivers 上将捐出牛津 大学的。到 1978年,各学院开始迁离第一部份的空间,并展出不同的恐龙标本,正式成为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现在只余下地下的演讲厅作教学之用。到 2004年,牛津大学获得基金捐助 370万英磅来扩建教学大楼和实验室。

Pitt rivers museum 虽然可以说是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扩建部份,但设计风格则完全不同。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是新歌德式建筑,结构尽量采用圆拱门来支撑,但特别地屋顶全是由玻璃组成,让阳光可以尽情地射进室内。这样的做法是相当少见,因为博物馆多数会尽量避免有太多阳光射进展览区,因为阳光中的紫外线容易破坏展品的颜色,而且建筑师都希望在各展区可以利用灯光来营造不同的气氛。

但在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的情况则不同,因为这里的展品全部都是恐龙标本,而且全部都加了保护剂,所以不怕阳光的影响。这部份的博物馆反而因阳光的关系而令人感到舒畅,每当阳光照射在黄色的石材上,往往给予人温暖的感觉。再者,由于屋顶是玻璃的关系,令人感到整个展区是在室外的空间,而且由于屋顶的结构是圆拱门的关系,使人感到顿然开朗。

不过,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则采出完全不同的做法,屋顶不单全是实的,而且整个展区完全没有阳光,连窗户都没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黑房。但奇怪地,整个展区的灯光都只是简单地用普通灯光来照明,与一般博物馆刻意用射灯来营造不同气氛的手法截然不同。 最特别的是, Pitt rivers museum 是没有入口,所以每当旅客从进入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部份进入 Pitt rivers museum 部份时,便立即会在视觉上有很明显的对比。

笔者自问都曾参观过世界各地不少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但从来未曾见过同一个博物馆会制造出一个完全光、而另一个完全黑的展馆,在光线上有如此大的对比。

最后有一点不能不提,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在世界科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除了它是世界其中一个最出色的史前生物博物馆之外,而且它是达 尔文在1860年宣布「进化论」的地方,当时牛津的大主教强烈指责 尔文挑战神的权威,因圣经的第一章—创世纪中说,神是用泥土做成了男人,再拿了男人的一根骨头就变成了女人,所以根本没有理由可以说人是由猿猴演变出来的,当时主教更挑战 尔文,「你的祖父或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出来的。」

虽然,这场讨论最后没有成果,但这场讨论完全改变了世界生物学的发展,而这一座博物馆就永远记载了这一段经典的历史。




隐藏了的扩建—Ashmolean Museum

  

上一会介绍了牛津大学的 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今会介绍另一个牛津大学的博物馆— Ashmolean Museum

Ashmolean Museum 始建于 1683年,最早期的展品是由 Elias Ashmole 捐赠的,而这博物馆由启用至今都是同时用作教学和公开展览之用。博物馆的研究员同时是牛津大学的职员,所以博物馆的收藏品和活动等工作是尽量配合大学的学位课程和相关的研究工作。例如,博物馆现准备增加它们关于医学的收藏品,因为大学希望博物馆能为医科生提供古代医药的教学展览。

2009年,由奖券基金提供 61百万英磅来为博物馆作翻新和扩建工程,但是这建筑物已有超过 200年历史,旧大楼部份已一早被列为一级保护文物和法定古迹,所以翻新工程主要是拆卸旧大楼的后半部份,并在这处加建新的展览和教学空间,而旧大楼的前半部份则完整地保留。

虽然旧大楼部份已被保留下来,但是新建部份不能超过原有部份的高度,否则会破坏了原有大楼的外观,亦破坏了牛津市中心内旧式英国小镇的风味。因此,建筑师— Rick Mather 采用了很简单,但非常聪明的做法来处理这问题

由于旧大楼是采用旧有的建筑模式,楼底是特高的,所以新大楼的部份是在每层之间加入一个夹层,这样便不单可以大幅增加展览空间而新建部份又不会超过原有高度,最重要是从博物馆的外观不容易发现新旧大楼的不同,尽量保留牛津英式小镇的味道。

这种夹层的做法不单能有效地提高展览面积,而且建筑师挑空了局部的空间,并把大型展品设在双层高的展区。因此旅客除了可以从低角度来欣赏大型展品之外,还可以在夹层处以高角度来欣赏展品。再者,这里的楼梯不是一层叠在一层,而是一层一层向外推的,所以愈高层的楼梯处,便有愈大的空间,这样便增加了旅客的观赏视线,令视野角度更大。

这博物馆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阳光,这处的垂直通道完全是有阳光照射的,这不单是用来引导旅客至上一层,而且希望为行人通道提供基本阳光,并用来对比室内展区的阳光效果。因为各展区则没有阳光,完全依靠电灯来营造不同的灯光效果,而可以避免展品受阳光的紫外光影响而脱色。

因为牛津是属于比较内陆的地方,所以冬天是比较寒冷,所以建筑师除了被增加空间之外,还被博物馆要求提高的室内的保温情况,以减少能源上的开支。建筑师首先利用阳光来增加室内温度,并且室内的物料尽量采用白色油漆,务求令阳光反射,但地板则用木地板,在黄灯的照射下更能带出和暖的感觉。

再者,在新建部份的博物馆是尽量把洗手间和储物室设在四周,好让行人通道和展览区是设在中心部份,这不单可以减少窗户的数目,而且可以尽量帮助大厦保温,因此全座博物馆只有一条楼梯是有窗,因为这个窗是向南的,阳光可以从这处直射至室内。




一座不知为何而建的建筑—Urbis

一直以来都有介绍英国的建筑,但是都好像未曾介绍过Manchester的建筑,在Manchester最有名的建筑就自然是曼联主场—奥脱福球场,但是市中心有一座建筑物是相当有名。 因为这建筑物是曼城市政府的一个大白象工程,是为了庆祝千禧年而兴建的一座多用途大厦。

建筑师Ian Simpson在接到这任务时,市政府没有任何仔细的要求,只希望市中心内有一个多用途的展览空间,而且四周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建筑物可以说是单独的设计,不需要考虑太多关于现况四周的环境,因此这建筑物可以说是给予建筑师「自由发挥」的作品,简单来说是为了有新建筑而有新建筑。

他的做法可以说是制造一个单循环人流路线的展览空间,当旅客进入大厦之后便会经过一条走廊到达售票处,在这处最大的特点是电梯,因为这电梯是斜向地上升的。

大多数的旅客都会选择乘电梯至第六层,然后一层一层慢慢沿楼梯至首层。 这博物馆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高层的展厅中俯望低层的展厅,由于展厅的面积是由下而上地收细,所以便无形中做成纵横交错的效果。

另外,这大厦的顶层是一所顶级餐厅,在这餐厅里是可以尽览Manchester市中心的景色,在这大厦开幕初期是由一所法国餐厅—Le mon,当年还成为全英最佳餐厅,但可惜近年已改为另一所英式餐厅,质素已大幅下降,但收费则没有太大的下调,所叫坐力大减。

由于这大厦的设计初期是完全没有规划这大厦的用途,所以室内空间的设置是没有经过功能上的考虑,因此出现了以下的情况:

1楼: 商店、演讲厅、售票处、Manchester的小型电台和餐厅的单独入口

2楼 – 6楼: 展览厅,但每一层的展览内容和主题是完全没有关系,可以是6楼是时装展、 5楼是漫画展,异常混乱。

7-8楼: 酒吧和餐厅

由于现在的展览是完全没有主题,而且现在的空间只是随意让不同的展览在这里展出,一时可以是艺术展览,一时是商业展览,这实在难以吸引旅客到这处参观,所以市政府曾经建议把英国的足球博物馆迁至这里,反正曼城是足球重镇,但这建议最后由于财务安排而暂时停止。

至于建筑创作方面,如果单论外型可以说是有如一坐雕塑品,特别在晚上更会亮起灯光确实是颇漂亮。 在设计上唯一失败的地方就是玻璃幕墙上的设计,因为建筑师使用了局部的磨砂玻璃,目的是希望减少室内空间在太阳光上的受热程度,但是就是这些磨砂玻璃完全破坏了从室内望向四周的景观,拍照的效果亦很差,确实是失败的地方。

总结来说,一座大厦的设计需要在功能、美感、人流控制和细部等都有合当的处理,才算成功,所以成功的设计是很难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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